基本案情

2022年6月，某施工公司为承建的某新区工程项目，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。根据合同约定，保险金额为每人50万元，保险期间自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4月30日。合同中明确载明，若被保险人从事高空作业而未佩戴安全防护设备，或未持有相关特种作业资质，保险公司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2022年12月，陆先生作为施工现场的木工工人，在工地脚手架上进行作业时，不慎坠落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陆先生被送往医院治疗，后经司法鉴定机构评定为九级伤残。经相关劳动仲裁及司法程序认定，陆先生与施工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，该事故构成工伤。根据保险合同对应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，九级伤残应当按照保险金额的20%进行赔偿，即10万元。陆先生遂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，但遭到拒绝。为此，陆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被告保险公司辩称

首先，保险合同明确约定，被保险人应与投保人施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，而陆先生与施工公司之间并无正式劳动合同，不属于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范围，因此不享有保险保障。

其次，事故发生时，陆先生处于约2米高度的脚手架进行施工作业，属于高空作业范畴，但陆先生既未佩戴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也未持有特种行业作业许可证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。根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，此种情况下的事故属于免责范围，保险公司无需赔付。

法院查明事实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22年6月，施工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，保险金额为每人50万元。合同确有关于高空作业防护要求的免责条款。

2022年12月，陆先生在工地脚手架上施工时不慎坠落，受伤严重。经人社部门认定，该事故属于工伤；经司法鉴定，陆先生伤残等级为九级。关于事故发生时的高度，保险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中仅笼统记载“约2米”，但未能提交明确、可靠的测量依据，无法证明陆先生当时从事的是超出合同免责约定的危险作业。

法院判决要旨

法院认为，本案保险合同为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，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社会保障功能，其目的在于保障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。从合同订立背景、保险标的及双方约定目的来看，施工现场实际从事作业的人员均应视为被保险人。陆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正在工地上履行工作任务，且经劳动仲裁及司法认定与施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因此属于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范围。

关于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抗辩，法院指出：首先，虽合同载明高空作业未佩戴防护设备属免责情形，但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陆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防护措施，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作业高度必然属于“高空作业”的范围。公估意见仅记载“约2米”，无法形成充分的证明力。其次，即便陆先生在操作中存在一定违规行为，考虑到保险合同的保障目的，该行为不足以导致保险公司完全免责。

因此，保险公司关于“无劳动关系”及“免责事由成立”的抗辩意见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法院不予采信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付被保险人意外伤残保险金人民币10万元。